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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学科的自杀和复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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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诗论云“情乃诗之胚”
;我这篇枯涩的文字是“惑乃文之胚”
。
作为巴黎《欧洲日报》专栏作家与文化记者的我,曾在巴黎采访过许多人文学科的讨论会。
我感觉,所有人文的讨论会,和自然科学的学术会议迥然不同,相当尴尬又无奈:人文学者们宣读完论文后,常常会冷场,论辩很难得展开。
原因既清晰但又让人惊愕:因为每篇论文的基本概念都理不清,理还乱。
举个例子吧。
哈佛大学教授、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来巴黎宣讲“文化中国”
,仅“文化”
这个概念当下就有几百个定义在被使用。
若要展开讨论,论辩者可以各自依据某个定义各说各话,无须偷换概念,就能在同一个概念下进行违反逻辑学同一律的诡辩。
如果要让大家都集中到杜维明教授所下的文化定义上来讨论,马上就会对杜教授的定义的无法确定而展开无休止无结果的争辩。
因为,在人文学科所使用的自然语言符号体系中,根本就不可能下一个外延和内涵均确定的概念定义。
根据信息论,所谓信息就是对不确定的消除。
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在他的《西方哲学史》(上册,第11页)中说“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”
,反之亦然,不确切的就是非科学。
那么,人文学科的学术讨论会,不可能消除不确定,岂不成了没有信息量的非科学的饶舌?
千古以追求发现真理为崇高目标的人文学科,被说成是“没有信息量”
的论述,这太危言耸听了吧?
本文就来慢慢解析这个耸听的危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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