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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悖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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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悖论
弗洛伊德泛性论在西方造成的不良影响有目共睹:几乎在一夜之间,人们从闭口不谈性问题,突然转为狂热地着魔于性问题,从“我爱你”
一下子变成“我要你”
,一下子把性从**中“成功”
地分离了出来,并从此取代爱,遂导致性的放纵、爱的荒芜和人的冷漠。
那么在中国,问题显然要复杂一些,当下我们的婚姻观和性伦理道德,正处于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态,既没有传统的统一和安定,又没有西方国家那种比较能使大众习以为常的开放和自然。
我们的矛盾在于:既对时髦的东西吸收过快,又对陈旧的东西牢守不放。
因此,我们在性与爱、**与婚姻的关系上,观念进进退退,行为不论是非,典型的“包二奶”
现象,是现代商业社会里**分裂的畸形产物,最具“中国特色”
,西方不存在这一现象,所以它并非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,而只是封建残渣的死灰复燃,这一点,尤令人深思。
这是悖论状态之一。
悖论状态之二:作为现代中国人,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培植比西方人来得要晚和没有丰厚的基础,一方面是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,一方面又觉得个人的“我”
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。
我们在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中,无法以苍白的情感,对时代的缺失进行创造性的补偿。
因此,我们很难在心灵上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,只好求助于金钱和性这类更快捷更直接的刺激物。
无须讳言,我们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心照不宣的价值观:市场的可怕不在于出卖,而是卖得太便宜,而一旦卖得太便宜,对不起,宰你没商量,那只能是“假冒伪劣”
之类了。
我们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摒弃道德和爱的性放纵,爱是“软件”
,看不见摸不着,而性才是“硬件”
,实实在在。
我们在操作性时,由于越来越乞灵于**技巧,已使它变得越来越“非人化”
,人们企图通过性来摆脱人生的孤独、焦虑和疲惫,实际上反而加剧了这种困境。
性与爱,男人与女人,就像金币的两面,既是一种对称,更是一种悖离。
“它必须是吗?它必须是。”
贝多芬说的是他暮年的第135号作品,这基于他对艺术必然性的深刻理解;而我们这样说,则既基于困惑,又基于消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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